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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章来源历史的奇妙，就在不经意间
发布 | 陶然纪（ID：taoranji202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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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面这张照片，陶叔曾用于《在办法不多的世界找出办法：二百年资本主义兴衰史的启示（深度长文）》中，前景欢笑交谈的两人，是教员与提出著名的历史周期律的黄炎培先生。
背景这位戴着黑框眼镜留着白色长须，神情有些拘谨的老先生是谁呢？
想到这个名字，陶叔吃了一惊。因为这个名字并不为人熟悉，陶叔似乎以前并没有专门查找过他的事迹，怎么就一下想到了。
而当陶叔把陈老先生的故事看过之后，不由得心中感叹：神奇。
陈叔通，名敬第，叔通是他的字，光绪二年（1876年）出生于杭州。
在那个学四书五经的时代，陈叔通读书非常厉害，26岁就考中举人，第二年（1903年）赴京参加会试，又高中二甲进士。这一年的科举考试，是历史上的倒数第二次。
求是书院是浙江大学的前身，创办于1897年。陈叔通的二哥陈仲恕（名汉第）是书院的创始人之一，担任监院（即教务长），后来曾在袁世凯大总统的熊希龄内阁任国务院秘书长。
作为西方学制的新式高等学校，求是书院吸引了许多优秀学子前来求学，其中有陈独秀、蒋百里、钱均夫。
陈独秀在1896年，也就是17岁这年考上了秀才，第二年进入刚创办的求是书院学习。陈叔通只大他三岁，但已经是老师。
陈独秀后来在学校里搞反清宣传，1899年被开除。因此，他是浙大第一批学生，也是第一个被开除的学生。这位我党首任总书记，一生特立独行，创造过数不清的第一。
蒋百里是近代有名的军事理论家，大家都很熟悉。钱均夫是谁？后面再说。只是提醒大家他姓钱，而且是杭州的钱家。
考上进士后，他被授为翰林院编修，这在封建时代就是走上了仕途的快车道。
正式进入官场后，陈叔通的经历典型地反映了，旧式文人在历史大潮的冲击下思想转变的过程。
当时大多数的优秀人物都已形成共识，大清蚌埠住了，必须要救国找出路。陈叔通在思想上倾向于康有为、梁启超的君主立宪主张，也同情革命，与革命党有来往。
陈叔通与浙江老乡光复会领袖陶成章有深交。1903年，陶成章曾两次潜入北京，到陈叔通的住所，密谋为光复会成员买官，以进入清政府内部准备起义。
虽然身在旧官场，但是陈叔通极为鄙视官场习气，不屑与之为伍。
当时，清政府鼓励青年士子出国留学，并制定章程对回国优秀留学生进行奖励，授予进士、举人等出身。陈叔通早已公考上岸，仍毅然在1904年东渡日本，进入法政大学学习。其目的不外乎接触新思想，寻找救国良方。
留学期间，陈叔通与兴中会有了接触，但他的内心仍希望康有为、梁启超等人的保皇维新事业能够成功。
1906年夏，陈叔通毕业回国，一年后任宪政调查局会办。期间他发挥所学，撰写《政治学》《法学通论》两书。
1910年，清政府的“预备立宪”总算按下了快进键，成立了议会的预备机构资政院，立宪派终于看到了些许希望。
陈叔通作为民选议员，进入了资政院。但是，他却大失所望。资政院没有带来任何振作图强的迹象，大小官吏只是趁机拉帮结派捞取好处。
下定决心后，陈叔通回到杭州，正式加入了光复会， 创办杭州女子学校和《白话报》，宣传社会改革。
正如他所判断的那样，搞假立宪的清王朝在1911年辛亥革命的冲击下很快就覆亡了。
陈叔通大受振奋。1912年，他由浙江省推选为临时参议院议员，并在1913年当选民国第一届国会的众议院议员。
民国成立后，袁世凯与国民党的斗争日渐激烈，双方最终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。
作为前清官员出身的陈叔通，天然地倾向于袁。他加入了梁启超组织的前进党，并在袁世凯大总统府所设的政事堂担任礼制官。
但是，袁世凯称帝的倒行逆施，使梁启超为首的立宪派终于与他决裂。
1915年，梁启超的学生蔡锷在云南发起“护国运动”，起兵讨袁。
陈叔通跟随梁启超离开北京，前往上海。在梁停留上海的七十多天里，陈叔通担负其与各方人士联络的任务，并成功策反北洋重要将领冯国璋参加讨袁。
很快，袁世凯就在各方的愤怒声讨中不得不取消帝号，并在不久后一命呜呼。
袁世凯手里有枪，有列强支持，国民党完全不是对手。国民党借助宋教仁被刺杀案与“善后大借款”的反对声浪，在1913年曾发起“二次革命”，试图推翻袁世凯。但是，仅仅一个多月就告失败。
而当“护国运动”爆发时，却换成袁世凯招架不住。这是为什么呢？
在我国历史中，士人集团的态度很大程度决定了政权的合法性。
当时的立宪派其实就是士人的代表。对他们而言，袁世凯打击国民党，他们可以保持中立；袁世凯扩张手中权力，要当终身大总统，从政治实际出发，他们可以配合。但是，袁世凯解散国会，并且大张旗鼓要当皇帝，绝对不能忍。
革命的目的是要救国，最后搞成你袁大头的家天下，那就太搞笑了！
陈叔通是中国传统士人的一员，他从拥袁到讨袁的转变，正是跟随士人们集体做出的决定。
士人们选择站在袁世凯一边，他就能不断修理国民党，牢牢掌握权力。当袁世凯胡搞瞎搞，被士人们放弃后，失败就是必然。
“护国运动”胜利，袁世凯身死名臭，士人们却还是看不上国民党，依然支持北洋政府。所以，国民党就只能窝在南方割据。
但是，陈叔通对北洋军阀之间的混战深感失望，也对国家前途感到迷惘。
他告别一直以来的偶像梁启超，退出政坛留在上海，开启了人生的第二个阶段。
陈叔通留在上海，是受挚友张元济的邀请，担任商务印书馆董事。
张元济生于1867年，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出版家、教育家。他在1892年考中进士，后来进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任章京。
戊戌变法时，朝廷大开言路，张元济上书要求打破满汉之间的民族隔阂，体现出极高的政治见识，受到光绪的破格召见并大加赞赏。
但变法很快失败，他被清廷革职。之后，张元济投资并加入商务印书馆，干起了实业。
陈叔通到商务印书馆时，该馆已经发展成当时我国最大的出版机构，其内部却存在副总经理张元济与总经理高凤池之间的激烈争斗。
然而，陈叔通并没有简单地选边站队，而是公允地提出增加一个总务处，用于协调总经理、副总经理以及下辖3个部门的工作关系，并由他亲自担任总务处长。
这样不偏不倚的解决方案，其实充满了风险，很有可能让朋友觉得自己不帮忙，而对立方也不领情。
对别人来说有风险，对陈叔通这样久经宦海的人来说，却是游刃有余。
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十年，陈叔通长袖善舞，很好地协调了各方面关系，为商务印书馆的快速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。
1927年6月，陈叔通告别商务印书馆，担任浙江兴业银行（该行成立于1907年，总部在上海，并非1988年在福建成立的兴业银行）常务董事。在这一职位上，陈叔通一直干到全国解放。
期间，北洋政府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都多次派人邀请他担任要职。陈叔通对两派均不认可，但也没有找到正确的道路，只能“大隐于市”。为了表明心迹，他在书斋门楣上挂了一道匾，题为“有所不为斋”。
而当1931年“九·一八”事变发生后，陈叔通打破了“有所不为”的规矩，与张元济等友人募捐劳军，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。
正是在抗日活动中，陈叔通重新燃起了救国的希望，并开启了人生的第三个阶段。
抗战胜利后，陈叔通一改过去不涉政治的态度，定期组织聚会，召集马寅初、马叙伦、周建人等讨论时局，传递消息。
周恩来曾出席聚会并讲话，之后中共上海负责人常来参加。陈叔通在聚会上发言激昂，态度坚决地表示拥护共产党。
得知陈叔通立场后，国民党多次打算加害，好在被蒋介石的“文胆”陈布雷阻止。
在中共的安排下，陈叔通于1949年1月潜离上海，经香港，于3月到达北平，6月，他在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，被推为副主任。
9月，他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，被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。接着出席了开国大典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陈叔通以73岁高龄开始了崭新的政治生命。
他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，在1952年领导筹备成立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，1953年被推选为全国工商联的首任主席。
1954年起连续被选为第一、二、三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，第二、三、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，第二、三届全国工商联主席。
陈叔通虽然年事已高，仍然忘我工作，直到1966年，90岁的他因病在北京逝世。
实在看不出这位老先生在解放前有何重大贡献，为什么却能身居如此高位？
要搞清这个问题，需要讲一个发生在教员与陈叔通之间的故事。
大家知道，教员从来没有进入过紫禁城，但是很少人知道，他曾经在1954年5月17日、19日和20日分三次秘密登上紫禁城城墙。
登上城墙的原因，是因为那一年国内连续发生了几场特大火灾，苏联专家提出了加强紫禁城消防工作和文物保护的建议。
出于对紫禁城消防的关心，教员决定登上紫禁城城墙，沿着消防巡逻路线绕行一周。
5月20日，教员最后一次来到紫禁城，这次他邀请了曾经在清朝为官的陈叔通同行。
建国后，教员跟民主人士互动很多。陈叔通的好友张元济曾在1949年9月，应邀与教员同游天坛，也是一段佳话。
在城墙上走了一段路后，教员关心高龄的陈叔通，请他坐下休息。
这时，陈叔通对教员手中的木杖发生了兴趣。这根木杖其实是教员的警卫在一次陪同登山时，在路边寻的，教员用得顺手就一直带着。
“我是三朝元老，参拜过清朝皇帝，见过袁世凯，还和蒋介石打过交道，他们身上都有一种不可一世的傲气。
只有毛主席你不一样，和我们没有一点距离！”
这个有趣的画面，被摄影师捕捉到。后来，这张照片刊登在《人民画报》上。而这份画报最后传播到海外，成就了一段奇遇。
还记得前面提到的陈叔通著名的学生有一位叫钱均夫吧，他的儿子比他更有名，叫：钱学森。
而钱学森的夫人，正是其父浙大同学蒋百里的女儿：蒋英。
新中国成立之后，钱学森夫妇计划回国报效。但是，他们受到美国政府的百般刁难，甚至钱学森还被拘留。获释后，他们长期被严密监视，不允许离境。
期间，中美双方进行过多次谈判接触，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交涉。
对“钱学森回国”的问题，中方提出过不下十次，美方却公然造谣说钱学森不愿回国。钱学森因被美方控制，中方没有渠道获得其自愿回国的证据，谈判一直没有进展。
时间一晃来到了1955年5月，钱学森在一家华人餐厅看到了《人民画报》上那张照片，并一眼认出了教员身边的陈叔通。
怀着激动的心情，他在一张香烟纸上写下了给陈叔通的信，开头的称呼为“叔通太老师先生”。
“.......美方又说谎谓中国学生愿回国者皆已放回，我们不免焦急。我政府千万不可信他们的话，除去学森外，尚有多少同胞，欲归不得者.......我们在长期等待解放，心急如火，唯恐错过机会.......”
6月15日这一天，钱学森和蒋英一起出门，在咖啡馆避开两个美国特务的盯梢，将写在香烟纸上的信，夹在一大封家信中，寄给了旅居比利时的妻妹蒋华。
蒋华收信后，立刻寄给国内的钱均夫，再由其转给陈叔通。
陈叔通收信后，马上交给周恩来，周恩来随即做出部署。
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重提钱学森等中国科学家归国的事，美方副国务卿约翰逊依然大言不惭：
“没有证据表明钱学森要求归国，我们不能强迫命令一个有行为能力的人做他不愿意做的事。”
直到王炳南拿出钱学森的信，美方再也无法狡辩，不得不同意钱学森回国。
9月17日，钱学森告别导师冯·卡门，带着妻儿终于坐上了回国的轮船。
随后，钱学森应邀为在京的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做了一场精彩的报告，会议就由陈叔通主持。
陈叔通帮助钱学森回国的故事，很好地说明了他这样的老先生在国家中所发挥的作用。
马克思说“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”，每个人都是处在社会关系的网络之中，与其他人有着各种各样的连接。
而在这张社会关系的网络中，有的人处于关键节点的位置，通过他可以联系起大量的人。陈叔通恰恰就是这样的关键节点。
老先生一生从教、从政、从商，与近代数得上的各种政治势力都有交集，虽无赫赫之功，但是有大量优秀人才与他连接。当他与新中国结合之后，所影响与带动的优秀人才就是不可估量的巨大财富。
正是因为老先生与中央领导的交往，才能在不经意间帮助钱学森打通与国家最高层的直接联系。因此，经由关键节点到社会精英的连接无比重要，关系到国家运行的效率。
士人集团为什么长期拥有决定一个政权生死的强大力量？在根本上是源自该集团所网罗的大批核心优秀人才，再通过这些人才控制了政治、经济与民意等各个重要领域。
所以该集团的关键人物一直是各方政治势力争夺的焦点。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之时，尤不忘花费极大力气，要把那些手无缚鸡之力的老先生或哄或骗或威胁地带去台湾，就是要抢占政权的合法性。
陈叔通最终选择接受中共的领导，顺利完成了庞大的士人网络与新中国的对接，由此国家获得了数之不尽的宝贵人力资源。
但是新中国与以往政权都不同，教员与他的战友们设计了全新的架构：人民政权。
这个政权的合法性由人民直接赋予，结束了士人集团长期两千多年的垄断权。士人集团与其他不同层面的团体共同成为人民的组成部分，一起出力为国贡献。
如今，传统士人集团已经演变为知识分子群体，他们依然代表着我们民族的精英人群。
而教员与战友们所开创的体制，有效地将各个方面的优秀人物联合起来，将个人通过各种关系形成的复杂网络，整体融合进入国家的组织。
我们所能发现的各种不经意间创造出的历史奇迹，深层次去探寻往往都会发现源自强大有力的制度，这正是人民政权的优势所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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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章来源历史的奇妙，就在不经意间
